民主党派在人民政协创建与协商建国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民盟新疆区委会宣传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会议协商并确定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会议圆满完成了“协商建国”的特殊历史使命，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民政协的创建与协商建国,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决策和正确领导等决定因素外, 与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积极响应、宣传、配合、协助, 利用自身的地位特点发挥特殊的作用分不开。他们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亲密合作、融洽协商，为人民政协的创建和协商建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渊源由来已久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政治格局中除国民党、共产党以外，还存在一批中间党派，他们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成立，我们统称为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反复的权衡比较和长期的思想博弈，甚至付出血的代价，从最初的相互排斥、对立到逐步了解、信任，由初步保守合作到全面团结合作，从同情、支持、靠拢共产党，到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郑重选择多党合作，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民主党派选择跟共产党走，取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取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自身发展。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中产生了深厚的友谊，留下了不少历史佳话。

1945年7月，民盟先贤黄炎培与褚辅成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为促成国共合作千里迢迢飞抵延安，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窑洞，黄炎培同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如何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问题的一次著名对话，史称“窑洞对”。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顾特园”，与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共商国是，为特园书写了一段佳话。正是在中共和民主党派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重庆谈判取得了重要成果，国共双方代表先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

1946年1月，在国民党主持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国民党为了控制多数代表，使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有利于他们的提案，使出种种手段拉拢民主党派，妄图分化民盟代表团，孤立共产党。他们对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民盟中央常委、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张东荪做了许多拉拢工作。他们收买青年党，瓦解削弱民盟，参会各方在代表名额分配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国、共、民盟、社会贤达各有9个名额，周恩来为了让民盟便于分配，让出2个名额，使国民党的不良居心未能得逞。中共代表团为了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加强与民盟的团结与合作，坚决支持民盟作出的让步举措，让张澜深受感动，决心同中共全面合作，结成亲密同盟。

1946年3月和4月，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出尔反尔，否定重庆政治协商会议达成的组建由中共和民盟参加的临时联合政府的决议，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对民主党派采取拉拢打压，而中国共产党选择与民主党派并肩作战，人心向背日趋明显。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向中共中央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政权机关，以与国民党的总统选举相对抗。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提议：解放区应紧急成立联合政府政权机构，以对抗国民党伪国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负责人沈钧儒向中共中央提议：解放区应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以对国内外号召否认蒋介石伪总统。沈钧儒希望中共考虑，可否由中共通电各民主党派，建议开人民代表会，成立联合政府，或由各民主党派向中共通电提出此项建议。陈嘉庚和沈钧儒的主张代表了当时许多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意见。

二、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48年上半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所面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已泾渭分明：国民党的战事已是强弩之末，蒋介石一意孤行的独裁、专制统治行将被推翻；共产党历来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迅猛推进而提上议事日程；国民党策划和制造的“较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闻惨案”等一系列惨案，使民主党派一些人士从“第三条道路”的幻梦中清醒过来，同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成为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和自觉选择。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在晋冀察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通过陕北的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同一时间，新华广播电台也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五一口号”。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五一口号”预示着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奏响了协商建国的华美乐章，标志着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即将进入崭新的时代。在“五一口号”发布的第二天,毛泽东亲笔致函在港的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 并派人登门拜访, 征询他们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 以表达中共方面的诚意。表现了共产党倡导和致力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政权，团结合作，一起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的诚意和决心。

“五一口号”的发布给各民主党派带来了新的希望。5月2日, 李济深、沈钧儒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讨论了“五一口号”, 一致认为, 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沈钧儒，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负责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负责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负责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负责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代表各自的党派向全国同胞发出联合通电，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 尤符同人等之本旨”, 故此, 愿陈献“一得之愚”, “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 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随后, 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通过发表《宣言》或《声明》，以及撰写文章、召开讨论会、举行座谈会的方式, 围绕召开新政协有关问题“研究办法”“贡献意见”, 掀起一个“迎接新政协”的热潮, “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

三、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共识

1948年秋，革命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最后的战略决战。邀请各民主党派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在周恩来亲自指挥、精心策划和周密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和各界精英，从全国各地和海外, 秘密地分批踏上北上之途。9月底，从香港来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等十几人抵达哈尔滨, 毛泽东等人致电慰问并告之中共正邀请各方面代表人士来解放区, 准备在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 目前为准备时期, “希随时指教, 使会议准备工作臻于完善。”10月初, 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到达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商讨后, 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 这个草案经毛泽东修改后, 先交由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商谈, 再通过中共华南分局征询在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见。到1949年3月，被邀请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历经艰辛，通过北南两线抵达解放区。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处亲切接见了司徒美堂、柳亚子等大批民主人士，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与程潜。

1949年初, 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相继结束, 国民党政权的最后覆灭指日可待。面对蒋介石的假求和，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一系列的号召和声明, 表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1月22日, 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 指出：“在今天, 谁如要苟安纵敌, 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 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 民族的罪人了”, 并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之下, 献其绵薄, 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 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公开表明了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态度。随后, 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 响应这一对于时局的意见。1月27日, 民革单独发表《对于时局的声明》, 进一步阐明政治态度, 并通知香港留守处和在上海的领导人按照1月22日《意见》和27日《声明》的政治方向开展工作。2月3日, 李济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 表示在人民解放运动中, 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3月5日, 民盟中央致电毛泽东, 表示“愿以至诚接受贵党之领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之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 尽其应尽之责”。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各民主党派在实际斗争中经受了进一步的教育和考验,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取得了长足进步。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符合中国历史发展方向, 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实现。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开始前,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中的绝大多数, 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以新民主主义为原则建立新中国等重大政治问题上, 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致认识, 这就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思想政治基础。

四、在筹备新政协和协商建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筹备新政协，到1949年元旦，毛泽东把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年的主要任务。6月15日, 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134人组成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 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以便领导全国人民, 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 统一全中国。”为了迅速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保证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会, 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务委员会21名同志中有14位是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常委会下设6个工作小组中均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 并担任了其中2个小组的组长和6个小组的副组长。各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起草政协会议组织条例、共同纲领、大会宣言、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筹备工作最难的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人选名单和“共同纲领”的起草。参加筹备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在工作中本着共同负责的精神，竭智尽虑，为国献策, 大胆发表意见，敢于进行争论, 全力推动筹备工作的圆满完成。其一， 就新政协的参加范围、名额分配以及代表资格等问题, 积极讨论、认真协商。由于新政协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组织阵容必须扩大。为了保证既有广泛的代表性，又要严防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混入，参与筹备工作的民主人士与中共一起, 同心协力, 花了3个月的时间，最后确定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五个方面的代表名额共662人。在662名政协代表中, 共产党员占44%, 非共产党员占56%，其中民主党派成员占30%，工人、农民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占26%。新政协的这一组织阵容, 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又充分体现出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 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搭建起重要的组织架构，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其二, 围绕共同纲领修改稿,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同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 是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中共方面拟定的初稿, 各民主党派除了在自己的组织内部进行讨论, 提出修改意见之外, 参与筹备工作的各民主党派人士还在先后进行的7次讨论中，与会代表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呕心沥血&